【垃圾文化】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见证者

2015-04-14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50330/603103.shtml

第一部分

垃圾是人类的伴生物。在对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发现原始人住宅附近堆积的野兽尸骨,这些尸骸加上粪便,是原始人的主要垃圾。它们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处理办法更是简单:随手一扔,随处方便,交给大地吸收处理。但大地的吸收速率很可能赶不上垃圾的生产速率,于是这些垃圾慢慢增殖,一旦人们无法忍受,便迁往另一个地方。然而,随着人们的各种财产越来越多,聚居人口也成倍增加,尤其是开始固定的农耕和畜牧之后,频繁的迁徙变得不再可能。人类不得不学会和垃圾相处。曾经有考古学家开玩笑说,人类可能是被迫走向文明之路的,为了应对堆积如山的垃圾,我们才不得不重组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1]

从文明诞生开始,人类社会便分化成了城市与乡村,而生活垃圾在乡村与城市也以不同的方式被配置、利用和遗弃。在古代乡村,生产和消费基本没有分离,生产的目的主要服务于人对物品的使用,而不是为了谋取利润。人们会在需要的范围内尽可能少地生产物品,同时把物品的使用寿命尽可能地延长,因此,垃圾的生产内在地收到限制。同时,人们也会以各种方式重复利用本来已经丧失了使用功能的物品,吃剩的饭菜被用来喂猪,穿烂的衣服被剪碎成为抹布,或者被捣碎改成棉被。即便是屎尿这样污秽,也通过堆肥成了有用之物,几千年来,中国的耕地便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着肥力。在此,社会、垃圾与自然处于一个功能性的链条之中,垃圾(粪便)也是农业生产再循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2]垃圾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相对平稳地循环流动,一切被社会用尽的物品都会尽可能地回归自然,被自然所吸纳。

但城市对垃圾的配置有着不同的语法。这里,生产与消费已经初步分离,随着分工的演进,物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距离被逐步拉长,中间的流通环节越来越多,每增加一个环节都会产生更多的垃圾。在利润最大化逻辑的支配下,物品的更替频率也越来越大,垃圾的产生速率也随之翻倍。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垃圾既不被社会所重新吸纳——它们很少被循环利用,也不被自然所吸纳——城市已经与大地隔离。它们既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社会,被凌乱地堆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像丧尸一样在恶性增殖。

对付这些垃圾,正是文明的使命。

第二部分

城市垃圾处理的历史几乎和城市一样古老。大约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城市摩亨佐˙达罗就出现了极为先进的运输垃圾和污水处理的市政系统,每家每户的住宅都有专门的垃圾滑运道,通过它垃圾滑入屋外的排水沟中,继而又连入下水道系统被排出城市。而中国在商朝时期,也出现了地下污水排放系统,以及专门负责清扫垃圾的政府雇员,而且制定了法律来对应对垃圾问题。据《韩非子˙内储说》:“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城市居民如果将垃圾倾倒在街上,就会受到断手的刑罚。可以想见,这样严酷的法律,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垃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进入到古典时代,城市文明兴兴向荣。古希腊的城市规划已经包含了一套成熟的垃圾处理系统。通过排水系统,整个城市的垃圾被源源不断地排出到城市边缘。古罗马的城市市政闻名于世,自然少不了一套水上垃圾运输系统。在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芒福德看来,罗马城的大排水沟是罗马工程中最古老的纪念物,它至今仍在使用,已经连续使用了超过2500年。[3]然而,芒福德也指出,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垃圾问题。罗马城的市政系统虽然壮观,但华而不实,杂乱无章。罗马大多数居民居住在简陋的公寓之中,其垃圾和粪便处理系统是与公共系统隔离的,它们被堆积在街道,隔一段时间有专人来运走。因此罗马居民不得不每日忍受恶臭。而且古罗马的垃圾处理办法极为原始。罗马的城郊有一连串敞开的大坑,尸体、粪便和各种废弃物都被不加处理地丢弃在那里。整个罗马城不仅臭气熏天,而且经常因此爆发瘟疫。即便过了两千多年,当考古学家们挖开这些大坑的时候,也会被其散发的臭气熏晕。[4]这可真是遗臭万年了。

整个中世纪,不仅乡村而且城市的卫生系统相比于古罗马都严重倒退。如果我们穿越回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街道,要担心屎尿从天而降——当听到有人喊“楼下小心”的时候,就必须立即避开,以免遭遇不测。每天都有大量的粪便和垃圾被这样随意地扔到街上。由于中世纪的城市街道大部分都没有铺上砖块或石板,街上也几乎没有公共厕所,因此满地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污秽混杂在一起的烂泥。居民们就在这些城市排泄物上游荡、排泄、买卖、活着和死去。[5]如此糟糕的卫生状况,终于引来了中世纪晚期频繁的瘟疫爆发。仅仅是1346到1353年的黑死病,就让欧洲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往后的几百年间,除了黑死病,天花、霍乱、麻风病、百日咳等传染病时不时光顾欧洲,死神像收割庄稼一样定期地收割着欧洲的人口。

混乱的状态呼唤着一个现代利维坦出来重整河山。

第三部分

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相继颁布了两道敕令,规定法语为官文语言,禁止市民在街道倾倒垃圾,由此确立了法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与民族卫生政策。在法国学者拉波特看来,语言政策要清理的是语言中的污秽、不纯洁的词句,而卫生政策则是要清除城市中的垃圾。[6]这或许意味着,现代卫生体系是与民族国家的同步建立的。拉波特认为,现代性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要把城市完全隔绝于自然之外,并且还要完全消灭不符合社会秩序的垃圾。为此,它采取了两种对垃圾的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配置方式:垃圾的私有化和国家的介入。现代垃圾处理体系的前提是污秽和垃圾的私有化。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将垃圾倾泻到公共空间之中,但现代性之后,人们被规定必须把垃圾藏匿在私人空间之中,在公共空间中扔垃圾成了不文明、被禁止的行为。每个人产生的污秽都不能污染他人的视线和空间。[7]由此,人与人之间成了相互对立的个体。封建社会晚期那种城市市民在垃圾堆上狂欢的景象消失了。为了清除自身的污秽,个人不得不委身于凌驾于一切原子个体之上的利维坦。国家现在成了纯洁的担保。它通过公共卫生制度和设施,重组了整个城市空间中对物的配置,同时也重组了对人的配置。如拉波特所说的,对污物的整治指向的是对人的整治。[8]在剩余的物——垃圾、污秽、尸体等被命令排除出城市的时候,剩余的人——疯子、传染病人等,总之,一切不符合现代秩序的人,也必须被排除出公共空间。在此之上,一个体现了卫生、秩序和美好的现代利维坦被建构出来了。

然而,垃圾似乎刻意与一切现代性计划为敌。虽然公共权力机构颁布了各种法令清除传播瘟疫的垃圾和烂泥,禁止市民乱扔垃圾、引用被污染的河水,但这些规定从未得认真被对待,垃圾仍然自行其是地在城市中继续增殖。从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令之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巴黎仍然被恶臭笼罩——也因此造就了法国发达的香水制造业。

可见,利维坦的直接介入并不有效。事实上,现代垃圾治理技艺并非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的产物,而是从市民社会中平地升起的。在福柯看来,国家机器和法律不能完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化功能,被包括医院、慈善组织、学校、教区机构等市民社会组织所完成了。国家并非一只利维坦式的冷血怪兽,相反,起码从十七世纪开始,它的执行方式就就从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转变为依靠市民机构细致、持久地规范臣民的生命活动。这意味着管治(police)国家的诞生。[9]管治国家的执行的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它的重要治理对象是人口的卫生健康。在此过程中,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和规划中,意图对那些滋生疾病的区域和事物进行有效的治理。

对公共卫生的最有效的管治始于普法战争战败后的法国。当时,法国人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的国民虚弱体质。时势造英雄,正巧在当时,巴斯德推翻了细菌自然发生说,一切腐败和污秽之物被归为滋生细菌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法国政府尝试建立的公共卫生网络和巴斯德实验室研究一拍即合。于是,一场“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开启。拉图尔在《法国的巴斯德化》中认为,这场运动并非是任何单一行动者主导的结果——自然也不是民族国家主导的,而是巴斯德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共同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巴斯德在实验室中界定了微生物的边界和特性,并在媒体记者面前演示了他的实验结果。这样,细菌就从模糊的关涉之物变成了清晰的事实之物,第一次呈现在公共空间之中。对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动者而言,巴斯德为他们清晰地界定了一个敌人——细菌,由此重构了公共卫生的标准。几乎所有的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被巴斯德所说服了,他们结成了一个围剿人类公敌的同盟,包括垃圾在内的一切细菌载体必须被彻底清理。但公共卫生运动的治理对象不仅指向外部的事物秩序,而且指向了人的身体。公共卫生被赋予了政治化甚至道德化的含义。[10]一切清除微生物的手段——清理垃圾、洗澡,不仅是爱国的体现,甚至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一切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人都是没有素质的,他们不仅品质败坏,而且令国家蒙羞。我们的卫生观念、日常起居和生活习性都时刻处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卫生设施和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不仅法国巴斯德化了,而且世界也巴斯德化了。

然而,公共卫生运动非但没有完全消灭垃圾,相反,为了更加卫生,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垃圾。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之后,人类制造的垃圾并没有停止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我们虽然将其有效清除出城市空间,它们却在城市边缘更加疯狂地滋长。我们穷尽了一切治理手段,似乎仍然对垃圾束手无策。

第四部分

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垃圾,但却留下了一个未曾反思的问题:什么是垃圾?垃圾,就是不洁之物和无用之物。然而,我们关于清洁与污秽、有用与无用的标准,在不同的时空中并非永恒不变。在古代农村,剩菜剩饭和粪便都是有用之物,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与发臭的烂泥和谐相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秽或垃圾,我们对垃圾和清洁的定义并不与事物本身相关,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身心环境的安排、隔离和定序。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清除垃圾,并不因为这些垃圾本身是与人类不相容的,而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环境秩序。[11]虽然道格拉斯的观点社会建构论的色彩过于浓厚,忽视了垃圾自身的属性,但她正确地阐明了,垃圾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在不断地以不同的标准对它界定和处理,而每一种标准都关联着人类社会秩序的重组。从农村到城市,从古代到现代,从利维坦国家到管治国家,我们一直不断地变更着社会的组织模式和治理技艺,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在界定和处理垃圾。

现代以前,人类的危险主要来自于自然中涌现的天灾或瘟疫,而现代性的环境秩序想要把自然与社会彻底隔开,意图将非社会之物彻底排除出社会,为人类创造绝对和平的新大西岛。但是人类与自然的交界地带却出现了新的危险。在此,产生出了我们想极力排出社会,又不为自然接纳的事物:各种工业和生活废弃物。一方面,这些垃圾侵入了自然,我们称之为对自然的污染,另一方面,垃圾也侵入了社会,我们称之为大自然的复仇。我们恨这些垃圾,想要完全清除它们,但它们却拒绝消失,并且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的源头。垃圾既有自然性,又有着社会性,表征着自然/社会二元本体论的崩溃,是人类现代性计划失败的直接明证。

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正是这种现代性筹划背后的自然/社会的二元论,但我们也需要重思现代性筹划的一个反面即当代的环境主义。如果说现代性筹划在想象一个没有自然的社会的话,环境主义就在想象一个彻底排除人类和垃圾的自然,一个绿水青山,没有人烟的自然。以纳什、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史家认为的,环境主义始于自然诗人发现荒野并由此反思对待自然的方式,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环境主义的更直接的源头是旨在处理城市垃圾的公共卫生运动。[12]真正的环境哲学,并不需要走向荒野,而是要走向垃圾。

如果说迄今为止的环境主义都软弱无力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它承袭了现代性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本体论,一直在想象没有人类的荒野和自然,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作为真正的环境危机之源的垃圾。但环境主义也并非如其批评者所说的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追念自然的小资情调,相反,它直接切中了现代性的本体论问题——自然与社会的断裂,它有着沉重却不可回避的任务:想象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社会模式,重新组织我们的环境秩序,以实现对垃圾的新的配置。真正的环境主义,不是去爱一个与人类无涉的平衡、和谐、完美的自然——如齐泽克在一部纪录短片《爱˙垃圾》中所说,这不过是大众的新鸦片——,而是去爱这些拒绝消失并围绕着我们的垃圾、粪便、废弃物,通过重新发现它们的用处和美感,让他们重新被社会接纳——循环利用,也被自然接纳——无害排放。

确实,就像齐泽克说的那样,爱这个世界,就是爱这些垃圾。

原标题:【垃圾文化】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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